转自《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摘 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马克思《资本论》分别揭示了形而上学与政治经济学混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同谬误：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混淆了“知性”与“理性”，将超出人类直观经验的“普遍整体”当作了知识的对象；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当作了价值的“普遍创造者”。与黑格尔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时对辩证法之能动性的积极肯定迥然不同，康德坚持“知性概念”在“认识形式”和“直观经验”之间的综合功能，反对“理性辩证法”对“知性”之综合功能的僭越，马克思坚持“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所发挥的一般等价物功能，批判“资本逻辑”对“货币”之等价物功能的扩充，两者均对辩证法的能动扩张抱一种消极与警惕的态度。必须区分辩证法的不同功能与适用领域，才可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关键词]：普遍性；特殊性；积极辩证法；消极辩证法；《资本论》；康德；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辩证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使马克思主义迥异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因而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辩证法的否定性与革命性特征又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因而具有能动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与“能动性”的双重属性，才能够左右开弓，超越经验论与唯理论、历史决定论与主观唯心论等之间的对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提供强劲的理论支持。但是，辩证法的运用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越过这个限度，便会成为“变戏法”甚至“诡辩”，从而丧失其严谨性与深刻性。而如何“拿捏”辩证法的边界，正是哲学研究中的难点。在哲学史上，虽然辩证法的形式有别，内涵各异，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就其主流而言，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其内涵，并可大致上将辩证法分为消极的辩证法或否定的辩证法和积极的辩证法或肯定的辩证法两种类型。前者以芝诺、康德为代表，后者以后期柏拉图、黑格尔为代表。”（王南湜，第3页）如果说积极意义的辩证法对辩证法的能动性抱积极与肯定的态度，那么消极的辩证法则对辩证法抱一种消极与批判的态度。两种辩证法的气质迥然有别，因而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果混淆了两者，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在实际中也会带来危害。相对于从黑格尔积极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中对马克思哲学之革命意义的传统阐释路径，本文试图以康德的消极辩证法为参照，以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分别在人类的“劳动结构”与“认识结构”中所展开的辩证法为考察对象，对《资本论》的主题做一个近康德式的阐释，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展寻求可能的空间。

一、从“认识结构”到“劳动结构”

众所周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探讨“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但他不是从认识的对象，而是从认识结构之“感性”、“知性”与“理性”的三层次区分出发的。与之类似，马克思《资本论》从“生产劳动”的视角出发批判政治经济学时，也区分了劳动的三个层次：“本能劳动”、“具体劳动（有用劳动）”与“抽象劳动”。

具体来说，在康德对“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区分中，所谓“感性”，是指主体被对象刺激时获得表象的能力。但严格来说，“感性”并不是专属于人的、独立的认识能力，因为动物也具有这种能力。普通心理学一般将“感性”或者“感觉”理解为人脑对现实事物的个别属性的直接反映，认为它是一种简单的、低级的心理现象。因为你一旦想对“感觉”说点什么，这种“说法”已经是知觉了。但康德的“感性论”并不是如同一般心理学那样探求“感性”与“知性”的生理机制与内在差异，而是要建构一门有关“感性”的先天原则的科学，即“先验感性论”。因此，在“先验感性论”中简略区分了“感觉”与“形式”之后，康德迅速便将论题转移到“感性直观”的时空“形式”。

相对于“感性直观”的杂多，“知性”的范畴发挥着综合统一的功能：“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所以，直观的一切杂多，在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同一个主体里，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康德，第89页）但在康德那里，“知性”范畴也存在着界限，因为“思维一个对象”与“认识一个对象”是不同的，前者不存在一个相应的感性直观，因而不会形成一种知识，但依然可能是一个“思想”；而后者存在一个相应的感性直观，所以这个概念与感官对象发生关系时便可以成为知识。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感性层次的时空直观形式，知性概念固然能够将触角延伸到一般直观的对象之上，且能够形成某些关于客体的“空洞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只是一些没有客观实在性的思维形式。而对这些思维形式的考察，就进入到了“理性”的层次。

但康德认为，人类在“理性”层次却没有更高的认知能力来加工直观经验并将后者纳入到思维的最高统一性之下，因此，如若有人继续追问这种最高统一性的实在性，人类认识便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原因在于，“理性”固然为“知性”提供范导，但是其自身的逻辑能力却是自己不能直接回答的。从这个意义说，如何对“理性的运用”做批判性考察才是问题的焦点，康德质疑道：“我们能否孤立理性？如果能，理性是否还是概念和判断的一个特有的来源，它们唯有从理性里面才产生出来，而理性借它们与对象发生关系？还是说理性只是向已给予的知识提供某种形式的从属的能力，这种形式是逻辑上的，它只是使知性知识相互从属，并使低级规则从属于高级规则（后者的条件在其范围内包含着前者的条件），只要通过对它们的比较能做到这一点？”（同上，第265页）

与康德类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生产劳动”的三种形式，即“本能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第一种形式是人作为动物的“自然劳动”或者“本能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资本论》第一卷，第208页）相对于后面两种形式的劳动，这里的劳动并没有摆脱动物式的本能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说，“蜘蛛的劳动”与“织工的劳动”类似，而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甚至会使得人间的建筑师感到羞愧。

但人的劳动与动物劳动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在揭示了人类的本能劳动之后，马克思迅速转向了专属于人的“有用劳动”或“具体劳动”，相对于“本能劳动”，这种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上，第215页）继续以上的例子，蜜蜂建筑蜂房时的技艺固然高超，但最灵巧的蜜蜂也不如最蹩脚的建筑师的地方，便是建筑师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换言之，建筑师的劳动结果在劳动过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以目的的方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而劳动过程消失在劳动产品之中，这个产品就是“使用价值”，即“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同上，第211页）

但人是社会的动物，任何社会形式中的劳动便具有了“质”与“量”的双重属性：前者是劳动的性质问题；后者是劳动的度量问题。这就进入到了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区分，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二重性区分，两者分别构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这种二重性体现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些私人劳动之间存在着交换的可能性，而不同类型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同上，第91页）马克思以“货币”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标尺，从而使得商品的流通取得了一个量化形式。

但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货币”只不过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运动一结束它就消失了。在这里，我们“根据小麦的味道，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同上，第215页）因此，如若对社会经济生活作进一步的考察，就必须深入到表征“抽象劳动”的“交换价值”中去。正如康德将认识结构的考察从“知性”进入“理性”层次一样，马克思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价值”所表征的“抽象劳动”的特殊性。

二、从“先验幻相”到“价值之谜”

如上所述，康德在考察“理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点，即要检验“理性”的先验能力与逻辑能力，只能通过“逆推”的方式从“知性”出发，而不能正面展开。康德称此方式为“前溯推论法”，以区别于“后续推论法”。由于“理性”与“知性”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发挥的功能也不一样，因此需要仔细甄别。其差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理性推论不是针对直观，而是针对概念与判断，所以，理性并没有给客体预先规定任何的规律，也没有包含着将客体作为一般客体来认识和规定的可能性根据；第二，理性的逻辑运用，致力于为知性的有条件的知识寻找无条件者，以完成知性的统一。“它鼓励我们拆除所有那些界标，而自以为拥有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承认有什么边界的全新的基地。”（康德，第260页）但从“知性的统一性”逆推到“理性的统一性”，从“有条件者”逆推到“无条件者”，其间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也正是在这个断裂处，存在着思想的风险，雅可比便是在这里质疑康德在有限与无限之间设置的所谓“跳跃”。

康德所谓的“先验幻相”，正是指理性对知性范畴的运用所产生的“幻觉”。这种“先验幻相”的产生，不同于“经验幻相”与“逻辑幻相”：“经验幻相”是那些本来是正确的知性原则在经验性运用中出现的，而“逻辑幻相”则产生于对理性形式的单纯模仿与对逻辑规则的缺乏重视。对“经验幻相”来说，当纯粹知性原理运用于经验的时候，我们至少会有一种衡量这些原则之正确性的标准；对“逻辑幻相”来说，一旦加强了对当前具体情况的重视，这种幻相就会完全消失。但与之不同，“先验幻相”的产生乃是“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先验幻相甚至不顾批判的一切警告，把我们引向完全超出范畴的经验性运用之外，并对纯粹知性的某种扩展的错觉来搪塞我们。”（同上，第259-260页）因此，如何揭示这种不可避免性进而消除它，便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

与康德对“先验幻相”的揭示类似，马克思《资本论》集中指向的是“拜物教”。一般来说，无论生产技术与劳动手段发生多大的改变，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质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如用木头做桌子，改变的只是木头的形状，但无论是桌子还是木头，均是可以感觉到的物，因而无需大惊小怪的。但现在奇怪的东西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桌子，却转化为一个可感觉的、而又超感觉的物。这其中所蕴含着的“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怪诞”（《资本论》第一卷，第88页），正是马克思所欲批判的“拜物教”。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对于“劳动二重性”的歪曲与混淆，即把劳动的“社会性质”混淆为“物的性质”，反过来把“物的属性”视为“社会关系”。而事实上，商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乃是因为它们作为人类“抽象劳动”而言的，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从这个意义说，商品拜物教之谜，根本上就是价值之谜：一方面，价值没有在自己的“额”上写明自己到底是什么，但另一方面，价值却具有超越具体商品的强大的通约功能，能够把每种劳动产品均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同上，第91页）

“价值之谜”正是古典经济学失足的“翻板”。与重金主义与重商主义相比，古典经济学家重视“生产劳动”，这是他们的贡献，但他们的根本缺点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即古典派没有区分“生产物”与“商品物”、“有用的劳动”与“抽象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个缺点，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在一个商品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即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乃是最抽象与最一般的形式，具有极大的隐秘性。而另一方面在于，如果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看法，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形式并加以无批判的论证，那么，就必然会无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进而无视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说，从“抽象劳动”出发，破除“货币拜物教”的幻觉，揭示“资本”的秘密，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

三、从“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

如上所论，对认识结构的前提性批判不能停留在对“先验幻相”的描述中，而应该釜底抽薪式地揭示这些幻觉产生的形而上学“根由”。康德的论证构思绵密，层层深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康德看来，知性范畴的功能是使得对象的经验性知识得以可能的综合统一，可以区分定言判断、假言判断与宣言判断，那么，与知性范畴所表现的关系一致，“先验理性概念无非是有关一个给予的有条件者的诸条件的总体性概念”。这种总体性概念也可以区分为三种，即“一个主体中定言综合的无条件者”、“一个序列中假言综合的无条件者”与“一个系统中选言综合的无条件者”。三者的共同之处都是表示从有条件者向无条件者的“跳跃”，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第一个跳跃的成果是一个不再是谓词的“主体”，即包含思维主体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第二个跳跃的成果则是“不再以别的东西为前提的前提”，即包含现象的诸条件系列的绝对的统一；第三个则是“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的各个环节的集合”，即包含思维一般对象的所有条件的绝对统一。（康德，第276页）三者分别对应着“心理学的对象”、“宇宙学的对象”与“神学的对象”。这些总体性概念的确定，对于沟通“有条件者”与“无条件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们既植根于人类理性的本性，也与全部知性的运用必然相关，其功能便是要给知性制定一个确定的统一性方向。从这个意义说，它们既是“超验的”：“超出一切经验的界限的，所以在经验中永远不会有一个和先验理念相符合的对象出现”（同上，第279页）；但也是有限的，“除了使知性在其极端扩展中同时做到使自己的运用纳入与自己本身彻底符合一致的方向之外，没有任何用处。”（同上，第276页）原因在于，它们作为“无条件的绝对总体性”，与有条件者的“绝对完备性”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因果关系；前者对后者只有超验的运用却没有先验的运用。正是对两者的混淆与误读，才导致了“先验幻相”的产生。

如果我们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来考察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可以发现，“知性”的基础是“特殊的对象性”，即一定要指涉到具体经验的对象。在“知性的统一性”中，知性的“普遍”本身是确定的和被给予的，“特殊”也由此得到了必然的普遍的规定，而两者的归摄，则是判断力的事情；而“理性”的对象则是“整体的普遍性”，即作为全体、大全、整体的普遍性，它是“物自身”而不是具体的经验之物，是“物之为物”，实际上是一个“悬拟”。与“知性的统一性”对“普遍”与“特殊”的统摄关系不同，在“理性的统一性”中，“普遍只是被看作悬拟的，并且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特殊则是确定的，但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个规则的普遍性却还是一个问题。”（同上，第508页）正如“白马”与“马”的差别一样，如果忽略了“具体的马”与“马”之间的差别，以为“马”与“特定的马”一样乃是某种感性对象，因而可以对其有所感知，那么，必然会出现幻觉，陷入悖谬。换言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关键，就是区分了知性与理性两个层次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知性层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确定的，而理性层次上的统一却是“悬拟的”，只有明确了“理性”的合法使用方式，才可能避免形而上学谬误的产生。

与康德通过知性与理性的区分来批判形而上学的谬误相类似，在马克思看来，通过本能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揭示了“货币”的本质是“商品”，固然是“货币”的分析上跨出的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真正的困难是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资本论》第一卷，第112页）因此，必须要在“商品”如何成为“货币”、“资本”的意义上揭示“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的谬误。

如果“商品拜物教”的谬误乃是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拜物教”是混淆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普遍”与“特殊”的二重性。这里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货币”作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同上，第109页）另一方面，“货币”又具有一种独特的职能，即“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它可以作为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如果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二重性，就会产生“货币的魔术”：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只是因为这种商品本身就是货币而具有某种“绝对价值”，其他商品只是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李嘉图所持的观点。与李嘉图不同，贝利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地表现出来的，并不存在所谓超越的“绝对价值”。马克思深受贝利的影响，主张应该从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中来考察货币的本质，但他又批判贝利之否定内在的劳动价值，而只以使用价值为出发点来设定价值体系的均衡。正是基于劳动的二重性区分，马克思认为“商品”并不是由于“货币”才是可以通约的，而是相反，由于一切商品作为劳动产品已经是凝聚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而本身就是可以通约的。而“货币”一方面作为价值尺度，不过是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而已；另一方面，与别的商品一样，货币也只能借助别的商品才能相对地表现自己的价值量。相对于“劳动的二重性”区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货币的二重性”。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二重性”之谜，归根结底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二重性区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二重性与货币的二重性却纠缠在一起，出现了新的混淆，这种混淆的根源就是出现了“劳动力”这种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同上，第195页）但劳动力商品这种特殊的商品与其他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便使得价值的创造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而“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同上，第225页）当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时候，他不仅要购买物质生产资料，而且也购买劳动力商品，更重要的是，他要使得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以生产出新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一起的时候，他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同上，第227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只能看得到巨大的“商品堆积”，而无法看到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而无法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财富是如何积累的，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绝不会暴露这个“价值差额”的。但一旦忽视“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差额，就会产生“资本拜物教”。正因为如此，就需要考察从“劳动的过程”进入“价值增殖的过程”，即货币“羽化”为资本的过程。

马克思通过两个流通公式的对比来揭示这个差额的产生：在简单的商品流通W-G-W中，“货币”与“商品”是不能混淆的，因为你不可能直接消费“货币”，而必须是消费“货币”所购买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在G-W-G’中，货币所有者追求的就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其使用价值不过是获取交换价值的手段而已。在这里，“货币”与“商品”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只不过是“资本”运行的两种变形方式，“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同上，第180页）正如“圣父”同“圣子”貌似不同，实际上就同作为“圣灵”而言，却没有根本差别一样。这正是资本拜物教的欺骗性与虚幻性所在。

如果我们类比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来考察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的话，那么，可以发现，“货币”作为某种特殊的商品，只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其之所以具有这种强大的通约功能，不过是由于其中凝聚着无差别的人类的抽象劳动而已。但是，“资本的拜物教”却扩充了货币的功能，将其视为普遍的、能动的、永恒之物。它不仅能驾驭所有的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而且使得“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隐而不显。而论证“资本”的永恒性，抹杀“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抽象的劳动”与“具体的劳动”的差别，正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意或者无意做的工作。

结语

综上所述，康德与马克思分别揭示了形而上学谬误与政治经济学谬误的产生根由：形而上学的谬误在于混淆了“知性的统一性”与“理性统一性”；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谬误，则是将“具体的劳动”混淆于“抽象的劳动”；前者将超出人类直观经验的“上帝”、“灵魂”与“宇宙”等普遍的概念当作了知识的对象，实则是将“普遍性”当成了“特殊性”；后者则将“货币”这种价值的承担者当作了价值的创造者，实则是将“特殊性”当成了“普遍性”。两者的共同谬误都是混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其不同之处只是混淆的方向不一样。

就批判的根据而言，康德与马克思分别坚持“知性”与“货币”的二重性特征，即“知性概念”在“认识形式”与“感性经验”之间的综合功能与“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所发挥的一般等价物功能，分别反对“理性辩证法”对“知性”之综合功能的僭越与“资本逻辑”对“货币”之等价物功能的扩充，只不过康德是以“二律背反”来表示这种僭越的悖谬性，而马克思则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来彰显资本逻辑的自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与马克思对辩证法态度是“消极”的。

但黑格尔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却极不相同。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将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固然是他的功绩中最伟大的方面之一，但康德还只是停留在辩证法的抽象的否定方面，尚未继续从肯定方面来把握理性，即在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简单对立的“否定之否定”层次上来把握“思维规定的内在否定性、自身运动的灵魂、一切自然与精神的生动性的根本。”（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版序言）相对于康德的知性之执着于“普遍性”，黑格尔认为“理性辩证法”具有肯定与否定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同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当康德坚持认为，“理性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时，黑格尔便觉得特别奇怪，原因在于，对黑格尔来说，无限的东西就是理性的东西，当理性的东西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理性不能认识理性的东西了”。（同上，第39页）正是从这个意义说，相对于康德与马克思对辩证法之消极意义的自觉，黑格尔乃是对理性辩证法之能动性的积极肯定，是一种“积极辩证法”。

如果基于“积极辩证法”与“消极辩证法”的区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康德与马克思从“批判”走向“建构”的亲缘性：康德区分了“理性”的“范导”与“建构”功能，从而为“道德”与“自由”留下了空间；而马克思则区分了“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论证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说，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都以“批判”为名，共享着基本的理论前提与批判精神，而且还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与理想追求。而在这一个领域，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便可以得到充分的展开，黑格尔积极辩证法的意义也应予以重新的评价。但这些只有基于“消极辩证法”与“积极辩证法”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深刻指出：“尽管马克思自己曾忿而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员工，但是，康德这位柯尼斯堡的批判哲学家，却更像是他的导师。”（孙善豪，第206页）

参考文献

黑格尔，1981年：《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2004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孙善豪，2009年：《批判与辩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

王南湜，2005年：《辩证法与实践智慧》，《哲学动态》，第4期。

From the Negative Dialectics to the Positive Dialectics

——The Kan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pital’s Subject

Wang Shi-zhong

Abstract: The common falsehood of the Metaphys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vealed by kant and Marx irrespectively lied in the confus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Kant showed that the Metaphysics confus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ason, then took the universal totality as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Marx revealed the err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 its confusion of Concrete Labor and Abstract Labor and took the Gold as the general creator of the value. Compared with Hegel’s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Dialectics, Kant and Marx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in their negative attitude to Dialectics. The difference lied in that the former insisted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experience and form, while the latter held the equivalent function of the Gold as the special goods. Only after the sharp distinction of the function and the applicable fields of the Dialectics, can we push forward the Marxism to the deep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Universality; the Particularity; the Negative Dialectics; the Positive Dialectics; The Capital; Kant; Ma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