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是整体论的吗?
——基于结构与功能视角对自然主义整体论阐释的考察
转自《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摘 要:对科学理论的整体论解释已为国内学界所普遍接受,但这种整体论阐释的一些关键环节问题我们还没有彻底理清,特别是忽视了对其理论基础,即自然主义与整体论关系问题的内在探究。这表现在当前科学哲学具体的理论关注点上,就是把科学理论的整体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确证视角方面,而对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结构的整体论说明问题视而不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将自然主义纳入科学理论整体论阐释的两个维度,并结合科学哲学新兴发展起来的“构成主义先验论”主张对科学理论结构和功能的思路重新考察整体论对自然科学说明的合理性问题。
关键词: 整体论;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理论确证
作者简介:贾向桐,伟德betvlctor体育官方网站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350)
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理论确证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讨论的核心命题。二十世纪以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公理化标准观点(the Received View)居于科学说明的统治地位,但随着奎因-迪昂命题的逐步深入人心,整体论日益成为解释科学理论(包括理论结构以及确证等中心问题)的支配性理论,科学理论的整体论命题已经深入人心。整体论对科学理论的解释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即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确证问题的说明。但国内学界对整体论的讨论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科学理论的确证方面,而对科学理论结构的整体论说明维度还关注不够,这正是本文主要反思的核心问题:整体论对科学理论结构的描述是否完全合理?具体来说,我们将依据弗里德曼(M. Friedman)新近提出的“构成主义先验论”(constitutivist a priori)评估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重新结合奎因、卡尔纳普以及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待整体论命题的思路为线索,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新视角来论述科学理论结构和整体论阐释的意义及其问题。
一、整体论、意义理论与科学理论的构造
自然主义整体论(Naturalistic Holism)主张提出以来,科学理论的整体论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以基础主义为主要依据的传统等级式的科学理论模型逐渐失去市场。其中,对科学理论整体论描述最典型的代表正是奎因本人,他曾作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判断:“我们的所谓知识或信念整体,从最具偶然性的地理学以及历史学,直到深奥的原子物理学定律甚或纯粹数学与逻辑学,都是一种人工的构造物(man-made fabric),只有在其边缘和经验发生触碰。”[①]但这个人工制造物的内在结构具体是怎样的,也就是说理论内部要素处于何种关系呢?奎因给出的答复是,“在理论边界场所与经验所发生的碰撞会引起内部领域(力场)的再调整。这使得我们陈述的真值被迫再次重新分布。”[②]我们对此通常的解释是理论内部命题陈述(要素)之间的真值变化在原则上可以是任意的,这只受到经验以及科学家意愿方面的影响,因为“整个力场(理论)被边界条件、经验的影响是如此有限,以至于它在面对任何单一相对经验时如何重新评价这些陈述的可选择空间是很大的。”[③]然而,奎因以上回答还是显得过于简略,下面我们将其论述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予以解析和说明。[④]
(一)经验对理论命题验证的不确定性
经验证据对理论内容的检验具有不确定性是人们对整体论最显而易见的解读,“我们的知识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宽泛意义的信念之网,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对沿着边缘的感觉经验刺激做出反应,相应的,我们只能判断出它们距离中心程度的差异以及稳定性的程度。”[⑤]整体论命题本身的提出正是源自于传统证明或确证理论的独断性批判,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决定和验证关系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因为“对事物的理论描述(物理学、经济学等)通常是一个复杂的假说系统。这个综合体内部包括一个或多个最基本的经验理论的原则、定律、辅助性假说和边界条件等。冲突性的经验数据的出现只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理论存在问题,但综合体的哪一部分是错误的、需要修改,仍不明确。”[⑥]即,科学理论中命题经验意义的对象或单位是整个自然科学信念,而非某个单独经验,这样,“经验和形式科学形成一个不可分的信念之网。”[⑦]鉴于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已有大量讨论,这里不再详细分析。
(二)对先验知识的彻底否定:理论命题之间的平等性原则
由于经验对理论决定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充分性,使得理论内容都难以免得被日后经验修正,也即是说理论系统中的任何命题和判断都是可以变动的,它们并不拥有特殊的地位。换言之,它们都非先验性的,以经验为基础,“知识概念是‘整体论’的。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判断系统,其概念从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中获得意义。”[⑧]这可以看作是传统认识论融贯主义的一个变种,奎因同样强调知识信念之间整体性的相互关系,弱化进而否定了知识信念之间的等级和分层关系。从理论渊源来看,这一主张主要是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分的否定来实现的,“传统先验真理概念,即凡是理性的人都不会拒绝的必然真理(像1+1=2或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已经被奎因的分析决定性破坏了。”[⑨]可见,奎因将论证的关键定位在了何谓“先验知识”的理解问题上,这就是对经验论教条的反驳思路:先验知识作为“不可修正的,即时髦的‘认识的必然性’”并不可能,这“就是说对它的认知是独立于所有经验的”的观念存在问题。[⑩]
既然一个理论系统中所有命题和陈述都同样面对经验证据的考验,我们对其真值的调整在原则是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那么这些命题之间的关系就不存在决定和被决定的限制,其地位只能是平等的。这是迪昂-奎因整体论命题的一个理所当然的逻辑结论,弗里德曼分析说:“严格来说,经验证据——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遍布集合体的所有成分,这是我们科学系统的整体,其中所有要素都要平等地面对‘经验的法庭’”,所以,“对奎因来说,所有信念,包括逻辑和数学,在经验上均是平等的。”[11]事实上,自然主义整体论的平等主义也正是奎因所谓没有教条的经验主义的本意,他以反还原论和分析-综合二分为两大基本教条来驳斥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的等级式科学观。自然主义认为,传统科学观所坚持的是一种具有等级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等级论的概念强调科学是一步步在经验基础上建构的,以至于低层次理论有依赖于更高层次知识”,而“整体论,现在非常时髦流行的立场,则承认科学认识结构存在的‘循环’和相互依赖关系,或者至少坚持认为科学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被视为一个单元,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经验的。”[12]于是,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等级关系被打破,平等性原则支配了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
(三)自然主义与科学理论的动态发展
整体论对科学理论的平等主义解读,其根本目标还在于要确立一种自然化的认识论,以说明科学理论的经验化基础。弗里德曼分析说,“对卡尔纳普主义在先验真理和经验真理之间二分的拒斥,其相应的结果便是哲学自然主义的提出”,[13]用自然主义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属性问题。在此问题上,否认先验知识的存在仍是自然主义的核心信条,即“放弃第一哲学的理想”,才能将经验主义推向极限,“自然主义没有放弃认识论,但只是将其吸纳入经验心理学。自然科学自身告知我们关于世界的信息仅限于表面层面的刺激,这样认识论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内部问题。”[14]如此以来,理论内部命题的平等性原则便有了经验主义作为基础,传统理性(哲学)-经验(科学)的两极统而为一,奎因式的科学理论的“中心-边界”(center- periphery)结构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化等级结构。
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静态科学模型,整体论赋予了这种“中心-边界”模型以动态属性,这有助于克服对传统科学理论僵化静态理解的局限性。此一点也是自然主义获得普遍关注和普遍支持的关键之一,库恩以及后来的拉卡托斯等人都或多或少从中获得了灵感。弗里德曼以牛顿力学理论为例具体分析了自然主义整体论视野中的动态科学结构的思路:在奎因式的自然主义的理解中,牛顿理论主要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种新形式的数学,微积分,用于处理极限过程和变化的瞬时速度问题;三大运动定律中新的力和物质概念;新的普遍自然定律——万有引力定律。”[15]这三个部分是平行并列的,而且,“这三个方面的进展本身都是一场革命,它们都是牛顿在同一科学问题的背景下引出的:提出一种关于地上和天体现象运动的统一数学理论。既然所有这些科学进展都是由此激发的,科学家通过对这些自然现象问题的研究,它们共同构成了问题的答案,奎因的整体论图景看起来是非常正确的。这个科学知识之网或集合——数学、力学、引力物理学——同等地共同面对‘经验的法庭’的检验。”[16]所以,物理学(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正是理论与经验互动作用的结果,相应地,科学理论的层次和结构归根到底也是经验或自然主义认识的产物。
二、平等原则的意义理论基础与先验构成性原则
自然主义整体论将科学确证的单位由单个命题或陈述转移到理论系统的整体,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话说就是把意义赋予语言全体。这是整体论平等原则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重新理解整体论的主要参考点之一。由于这一问题起始自于逻辑实证主义,我们的考察也从这里开始,主要结合卡尔纳普、奎因等人对意义以及整体论的观点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语句意义是二分的:关于观念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是分析性的,即分析命题;事实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知识则是综合的、偶然的,即综合命题。这两种不同命题陈述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结构和层次的基本框架,但其意义(包括确证)却是可以指向不同陈述范围的。由此,科学语句意义的基础有所不同,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更复杂,我们难以简单判断说命题或陈述之间的关系是并列或平等的。而且,卡尔纳普还将陈述命题的意义界定为在某种语言框架之下存在的经验或分析命题的意义,命题陈述的“‘正确’、‘有效性’和‘真理’概念的标准是相对于某一形式语言或语言框架的选择来说的”。[17]可见,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才微妙维持了科学理论在结构上的平衡,并没有因为新科学革命的发展和变革进而支持“几何概念(分析命题)的经验化理路”。[18]弗里德曼进一步分析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物理学理论的时空框架做经验主义的解释”仍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康德将几何学理解为先验综合判断是错误的,但在物理学时空框架和经验定律之间划界的方法仍是正确的。”[19]和奎因的自然主义不同,卡尔纳普等人在承认整体论命题意义的前提下,将语句意义基础问题最后归结为某种约定性,“在整体论的经验主义(holistic empiricism)那里,他们采用了彭加勒约定论的变种。这种约定论是石里克对相对论解释的核心。”[20]在《语言的逻辑构造》等经典著作中,卡尔纳普用具有约定论属性的语言框架或语言系统来描述意义的基础问题,“这些形式的系统是任意的,特别是它们包含经典的逻辑规则、直觉逻辑等。没有‘正确性’概念可以应用到这些语言规则的选择上,这种选择是由宽容性原则支配下的纯粹实用的。”[21]进而,卡尔纳普还把约定论与实用主义联系起来,“语言框架的选择是一个约定问题。采纳哪一个语言框架的选择(或回答外部问题)一定诉诸于实践而非理论原因”。[22]
由此可见,卡尔纳普等人的等级模型也认真考虑到了整体论命题,但他们只是仍坚持认为要在约定与事实、非经验与经验之间做出区分,也就是“在逻辑和物理原则,即所谓的L规则(L-rule)与P规则(P-rule),分析语句与综合语句之间的区分。”[23]但面对同样情况,奎因的整体论命题却得出了消解这种二分,得出平等主义的结论。那么,卡尔纳普与奎因之争得出如此不同结论的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普特南已经揭示出了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分析语句与综合语句之间的区分究竟是程度还是种类上的?[24]很明显,卡尔纳普等所坚持的是种类上的差别,而奎因则认为这两类命题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如果两者只是程度方面的区别,我们当然就可以通过某种途径使之归于一方,它们在此意义上应该是地位平等的,这正是自然主义的方法——把所有命题全部经验化。但很明显还有另外一条思路,即这两类命题属于不同种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再按照自然主义的思路将其归为某一类型 ,它们只能分别归于不同的来源,具有不同的属性和作用。[25]所以,考察命题的属性便成为解开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差别在哪里?休谟以来人们就对此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分析命题(先验知识)是确定无疑的知识,是不可修正的,即具有所谓的先验性;综合命题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于意识之内,它具有偶然性和变动性,是受经验影响和决定的。可见,知识命题的先验属性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进一步把问题归结为如何理解知识的先验性概念。[26]奎因把知识先验性理解为“具有自己独立于经验意义的科学语句”。[27]在他的理解中,“科学史已表明把先验知识概念理解为不可变更的真理是没有意义的”,[28]这是奎因自然主义得出的重要背景,因为所有科学命题既然都是可变动的,那么它们之间就没有质的差别,在本质都是一样的。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独立于经验的不可变动性并非所谓“先验知识”的唯一属性。早在康德对先验性的界定中也不是只有“不可修正”这一条属性,遗憾的是奎因等人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康德另一条先验性的基本内涵——“构成性”。“构成性”是我们要反思自然主义“平等性”原则的主要反思理路。从历史上看,新康德主义以及早期逻辑经验主义都有意无意发展了康德的构成性观念。其中,“新康德主义认为,新数学-物理学的发展确实破坏了严格意义上康德的直觉确定性概念以及欧式几何的经验-构成性(experience-constituting)特征,特别是康德关于时空在物理学中保持有效性的‘超验’功能整个最基本的洞见。”[29]卡西尔等人都主张将构成性作为理解和发展科学哲学的主要道路。之后,“莱辛巴赫区分了两种康德式先验性的意义——一方面是在任何时间内的必然性、不可修正;另一方面是科学知识对象概念的构成性”,“前者的意义必须抛弃而后者一定要保留下来。”[30]为此,弗里德曼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已经意识到康德所想象的特殊先验框架并不具有唯一性”,科学史已经证明所有科学知识命题都可以被修正,“毫无疑问,这种经验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条件或必要假设不应该被视为在任何时间都是僵化不变的,可以免于修正。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这种先验数学框架不再具有康德首先表述的‘构成性’功能特征”。[31]其实,“康德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正是建立在‘纯粹’与‘经验’严格区分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的“纯粹部分即先验综合判断”;它代表经验部分的可能性条件,在此意义上,“先验综合判断是经验对象的构成性条件”。[32]
所以,相比于康德强的先验性概念,我们这里所谓的先验性原则或先验知识只是相对性的,“在物理知识中,总有一些陈述(如f=ma、e=1/2mv2、欧几里得几何学)具有特殊的地位,普特南称之为框架原则(framework principles),在他看来,这些原则相对于其它知识内容来说拥有先验或必然地位。”[33]正是由于科学理论中不同理论或命题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形成了我们对“先验知识”概念的新理解,“只有构成性功能代表着科学先验原则的本质特征”。[34]相比于奎因的自然主义解读,卡尔纳普以及后来的弗里德曼等人更多是从理论的结构和因果视角来理解先验性问题的,“不管这些先验原则是如何提出的(例如约定或者溯因推理的结果),相对于知识整体它具有定义或准定义的地位。”[35]所以,“‘相对先验知识’概念在卡尔纳普、莱辛巴赫以及其他逻辑实证主义者思想中起着关键作用。虽然逻辑实证主义放弃了康德式的先验综合判断,但他们坚持了康德的一个核心信念:在经验研究的确定规范的(超验)层面和规范管理研究自身的(经验)层面的二分。”[36]这些思想为我们探讨先验性与平等原则提供了思想来源。
三、自然主义、先验知识与理论结构的不对称性
下面我们依据以上对整体论意义理论与平等性原则关系的思路分析第二个问题,即自然主义整体论对科学理论结构以及动态发展说明的意义与不足。
(一)整体论对理论结构的说明的意义
奎因-迪昂命题动摇了传统标准科学哲学的基础,“奎因对分析真理概念的攻击,既挑战了卡尔纳普对逻辑和数学特殊先验地位的解释(因为真理源自于所采纳的语言框架),又评判了其对哲学非经验特殊地位的解释(认识论,作为应用逻辑学的分支)。”[37]整体论命题对科学理论内在结构意义重大,它在否定先验知识存在的同时,也“为当代哲学自然主义提供了最强支持”。[38]从逻辑上看,奎因的自然主义推理相对很彻底:如果像传统经验主义那样勉强保留理性与经验的二分,那么科学理论的结构无形之中也会存在着某种二分和等级层次,如此以来经验主义原则事实上没有贯彻到底,“观察必定是信念为真的最后裁判者”的观念仍存在悬念。[39]而自然主义则为科学知识的经验化提供了最终的基础,所有理论元素的性质归根到底可以归之于经验的。换言之,在经验面前,科学理论中的全部理论元素和构成部分在属性和功能上都是平等一致的和对称的,这是整体论命题所蕴含的基本意义。如此看来,自然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构成的说明是非常完美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自然主义将语义学进路(Semantical Approach)发展到了极致的程度。
(二)整体论说明的“不对称性”反驳
当然,自然主义的整体论说明并非无懈可击,它和逻辑实证主义仍存在着一致性难题,那就是对自然科学的相对静态化和非历史性理解。逻辑上的自洽并不等于就是现实的和真实的,自然主义的非历史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其描述的理论在结构和功能非对称性方面。
弗里德曼并不同意整体论自然主义对科学发展问题的说明,“在牛顿的新综合中的不同要素实际的功能存在着不对称性。例如,微积分数学和牛顿力学定律表述之间的关系。牛顿第二定律断言力等于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而加速度则是速度变化的瞬时速度;所以如果没有微积分第二定律甚至都不能表述或写下,更不要说描述经验现象了。[40]因此,“微积分和牛顿运动定律的组合不应该被视为理论要素对最终结果起着对称的、相同作用的集合。因为理论联合体的一些要素可以甚至被忽略掉,而另一些可以保留其意义和真值不变。在这个例子中,微积分并不是简单作为理论联合体的一员,而是作为其它理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联合体的其它部分根本没有意义或真值。所以,牛顿理论的数学部分为所有元素提供了语言或概念的框架,我们可以说,只有在此基础上理论才能得以表述。”[41]弗里德曼还指出,这种理论要素功能的非对称现象不是个案,例如“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牛顿力学和引力理论之间。万有引力定律指出,宇宙中两物体之间的引力和它们的质量成正比,二和它们的距离成反比”,进而言之,“如果没有牛顿力学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将没有经验意义,也谈不上对经验现象的正确描述。”[42]为此,科学理论内部要素在功能上不是对称起作用的,其中一些命题是其它命题定理的必要前提。
又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结构也存在类似情况,“广义相对论不应该被视为某种简单的较大集合群,其中之一是爱因斯坦场方程,另一个是克莱因变换群理论,第三个是黎曼流形理论”。[43]根据迪昂-奎因的整体论命题,二十世纪初的爱丁顿实验,或者近来的引力波测定实验,都“对整个理论集合群的联合做出了确证”,但事实还是没有这样简单,实验检验对整个理论内部关系的揭示还远远不够。整体论没有证明爱因斯坦场方程、克莱因变换群理论和黎曼流形理论处于平等地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爱因斯坦理论的数学背景,作为一种表述或语言的方式,对整个理论起着必要前提的作用,没有它理论整体甚至都不能阐明”。[44]也就是说,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这些理论内部要素并非真正处于平等地位。弗里德曼最后总结说,“数学物理学,例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应该被视为在功能上并不对称的两部分:包含诸如万有引力定律、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爱因斯坦场方程等经验内容的定律;构成性先验知识部分,包括表述理论的相关数学原则(欧式几何、闵可夫斯基时空几何、黎曼流形理论)以及基本物理学原则(牛顿运动定律、光速不变原理、等效原理)。”[45]应该说,这种结构和功能的不对称性反驳是极为有力的,自然主义对科学理论的理解有失简单。
(三)科学动态发展说明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理论结构和功能的不对称性应用于对科学理论动态发展的说明,就会发现这比自然主义的整体论解释的确更具合理性。弗里德曼在比较自然主义的说明模式时认为“整体论图景看起来似乎非常正确”,同一经验现象可以引起科学信念之网的各部分的“共同面对”。但弗里德曼还是强调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科学的发展图景与奎因的整体论是很不一样的”。[46]他继续分析近代物理科学革命的转变过程时指出,牛顿物理学中的数学、力学、引力物理学并非整体论所理解的那样平等面对经验现象的:其中,“牛顿定律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不是仅仅简单说它们是信念之网的硬核。而是说,牛顿定律使得运动学成为可能”,而且,“如果没有微积分我们甚至不能定义瞬时速度,也没有了瞬时速度概念。”[47]这也就意味着,物理学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仅仅是感觉与经验的互动作用,人类理性蕴含的某种功能上的准先验原则在共同推动着科学的发展。
其实,曾对逻辑实证主义做出深刻反思的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它们都具有明显自然主义理论倾向,但同时却没有完全滑向彻底的自然主义。库恩等人关于科学理论结构和功能的理解同样也注意到了理论要素在功能上的差异性,特别是综合历史主义和证伪主义于一体的拉卡托斯,他把科学理论描述成一个由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构成的综合体,像波普尔等人一样,这个复杂的理论综合体也并没有排除掉形而上学和先验论因素的存在,并由此赋予了科学理论动态发展的合理性解释。所以,同样源自于经验主义传统的自然主义并非近代以来自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科学哲学的必然发展逻辑,而且,“由逻辑经验主义发展而来的相对化和动态的先验概念看起来比奎因主义整体论更好地描述了概念的革命”。[48]所以,知识的先验性在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仍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整体论的自然主义说明排除掉了科学认识论的规范性维度。
四、对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进一步说明
传统科学哲学的等级论模型是以还原论为基本理论依据的,这种经验还原论试图将一个复杂事物通过某种方法解析为一个个简单要素而加以认识,其内在预设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叠加等于整体,部分的总和即为整体。自然主义整体论意识到经验还原论思路存在的问题:理论内在的元素或部分都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它们只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奎因式的整体论模式对理论结构的功能作用方面的重视明显不够,原因在于“奎因得出认识的整体论主张,是通过关注数学的基础,而没有更多关注现代数学物理学的基础问题。”[49]在形式化的数学领域,理论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往往确实更多表现为一种单纯的逻辑和演绎关系,而其内在的构成性和功能维度却被忽视了。而弗里德曼等人的注意力则恰恰在物理学领域,物理学理论的内在复杂结构远远超过了单纯数学,所以,对科学理论的分析需要从还原论、整体论进一步扩展到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
对理论结构和功能的强调并非是要简单否定整体论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论看成一个大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系统的特性和功能不是由其基本构成要素通过还原论机械决定的,我们难以将其主要属性简单还原到某个或几个单一的要素上。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相同要素在不同理论系统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构,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每个有机子系统的内部活动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它系统的活动相联系。我们称这种有机子系统和其它子系统、系统整体或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为该系统的外部活动和作用。换言之,有机子系统的作用是它在更大系统中所做的事情。”[50]功能主义的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整体论:经验对理论系统的检验并非仅仅局限于系统本身,对理论的确证还涉及到整个理论系统与其“环境”。这样,科学理论中的各个要素基于共同的解释和预测功能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关系只能是围绕解释和预测这个核心功能环绕于其周围。也就是说,理论系统功能的要求决定了不同理论要素之间不可能是处于一种完全平等并列的关系,其中具有分析性的准先验内容构成了整个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功能不再是处理感觉经验问题,而是为其它经验命题确定意义。
事实上,构成性先验论和功能主义的结合还为我们回答如何判断理论要素在系统中的功能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海德斯顿(E. Hiddleston)为我们做了一个明确的说明:“当我们说‘x’使得M产生了E,应当这样理解:说某事物,如‘存在一个M的实现者P,以至于x促使M在这种情况下利用x拥有P,并且x由于拥有P产生了E’。”[51]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某一理论要素的功能作用要从其与理论系统的解释和预测目标的因果关系中判断。更具体一些说,在一个理论系统中,如果A要素是B现象(或要素)的构成性条件,这就意味着A是B的必要条件,“这不仅仅简单是指B真理性,而且是指B的意义或真值的属性”。在此条件下,我们就可以认为A的功能确保了B的成立,“以牛顿物理学为例,万有引力定律的成立实际上用到了一个关键概念,即绝对加速度,除非运动定律成立,否则它没有经验和应用意义。在牛顿物理学背景下,我们唯一能够对万有引力定律如何给出经验和应用意义的方法就是通过假定运动定律是真的:如果后面的原则是错误的,那么万有引力定律的经验真值问题甚至是不存在的。”[52]即,“对一个内在于系统O的状态S的功能刻画,简单说来就是,s为真(或为假)的特征描述部分是因为s具有(或缺乏)内在和外在于O的其它状态的因果关系。”[53]
但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整体论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理论内部要素的等级关系只能是相对稳定的,否则科学理论本身就会变得僵化毫无生机。这样,在纯理论层面上,无论是构成性的准先验框架还是普通的经验命题,在经验法庭面前确实均可变动,这在理论和逻辑上都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可能性主要在科学革命时期才会真正出现,超过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这取决于我们模糊的实用主义倾向以调整科学构造物的一根线索而非另一根线索”的断言,[54]但奎因将这种整体论确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了。
诚然,如同奎因自然主义一样,构成主义先验论研究理路也未能摆脱语义学进路的局限性,在弗里德曼以及奎因这里,科学理论仍是一个语言公理系统(axiomatic systems),它作为对外部某种实在的言语反映或描述,语言的意义问题还是最为核心的科学认识论问题。在这种理论语境中,将理论要素还原为经验或者先验都无法解释清楚经验(或先验)的根源问题,“这意味着科学理论的图景还是一个未经解释的形式系统,它通过某种独断式的约定与经验相联系,并由此引起了对解释原则本质的一些误解——并且,包括对科学理论本质和进化的误解。”[55]事实上,弗里德曼等人的关注点仍是传统语义学视野中的概念图式和经验内容的二分模式,是在语言与实在之间讨论科学理论结构和确证问题。但语言和实在并非终极的,其背后的人类生活实践被简单排除了,这也同时隔断了科学知识与主体意识甚至整个人类实践的关系,强化了科学哲学“理论优先”和“理论自主”的观念。[56]在具体的理论确证问题上,这表现为弗里德曼等人只是更多借鉴历史主义的论证(historical argument)方法去揭示整体论自然主义说明与实际历史不符问题,而回避了理论方面的逻辑反驳和分析。
其实,我们可以在奎因整体论以及弗里德曼的构成主义先验论的功能主义主张基础上,从语义学进路上进一步向前推进到语用学角度来分析和解决科学理论的阐释问题。因为理论语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所指,更在于语言本身的使用,事实上这也是自然主义本身已经具有的基本含义,“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别想,要看!’蒯因同意这点。两人都说,‘别理论化,只看人的实践’。蒯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是这样的学说,认为超越科学实践本身的证明是不可能的。”[57]进一步说,语词意义的语用学揭示了我们理解整体论的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这就是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视角:科学源自于科学活动的感性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与科学理论具有某种同构性,这同样是界定科学理论属性(包括确证问题)的真正基础。科学实践中的两个主要方面——人类的理性和心灵认知能力以及经验实在对象构成科学理论结构背后的两极。一方面,经验主义所强调的“经验观察必定是信念为真的最后裁判者”确有其决定性意义,[58]在理论的确证问题上经验决定着理论的选择。另一方面,人类理性和认知却是不能完全自然化的,这主要表现为科学知识“规范化”的维度,“自然化认识论不能容纳认识论的规范化这个本质特征”。[59]可以说,整体论的自然主义阐释仍需要“规范化”维度的存在,这是实现人类心灵认知能力与经验实在两极相统一和协调的中介,也是科学理论结构与确证问题的连接点。所以,对于科学理论结构的阐释,我们不应仅仅只从生成角度探讨二者关系,而更应该从构成和结构视角来理解,理论内容经验和先验属性的划分原则是着眼于功能上的,它根植于科学实践的结构。
Can Holism explains Scientific theory correctly?
——A Structuralist and functionalist view from constitutivist a priori on holism
Jia xiangtong
( Nankai universityPhilosophy department,Tianjin300350)
(Abstract) the key explain to theory of science comes from Holism,but there are some topics about holism and theory that we ignored. In the paper we will show that naturalism provides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holism view,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led to overlook 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of science. So we focus on two aspects of holism, and from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view of constitutivist a priori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ism and theory.
(key words) holism; naturalism; constitutivist a priori; confirmation
【基金项目】伟德betvlctor体育官方网站亚洲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AS1514)的阶段成果。
[①]W. V. 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J], 1951.60,p.39
[②]W. V. 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J], 1951.60,p.39
[③]W. V. 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J], 1951.60,pp.69-70
[④]更具体一些来说,整体论对科学理论的解析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三个内容:一是经验检验对理论各个层面命题确证的不确定性;二是理论内部结构要素地位的平等性原则;三是理论命题及其结构解释的自然主义主张。其中,我们在文中只简略提及整体论的确证问题,科学理论结构的整体论阐释将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⑤]U.Gähde.Holism,Underdetermin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Empirical Theories[J]. Synthese .2002,130,pp.69-70
[⑥]Ulrich.Gähde.Holism,Underdetermin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Empirical Theories[J]. Synthese .2002,130,p.70
[⑦]T.Bartelborth.,Hierarchy versus Holism: A Structuralist View on General Relativity[J]. Erkenntnis.1993 ,39,p.383
[⑧]Friedman.M. 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9
[⑨]Jonathan.Y . Tsou. Putnam's account of apriority and scientific change[J]. Synthese.2010, 176,p.432
[⑩]Paul.Yu. Analyticity and apriority:the quine-putnam dispute[J], Philosophia.1984, 14,p.43
[11]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p.34-35
[12]T.Bartelborth.,Hierarchy versus Holism: A Structuralist View on General Relativity[J]. Erkenntnis.1993,39,p.383
[13]Friedman.M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in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1997, 71,p.12
[14]W. V. Quine.Theories and Thing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72
[15]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35
[16]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35
[17]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J].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03, 42,p.576
[18]Friedman.M. 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60
[19]Friedman.M. 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60
[20]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30
[21]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68
[22]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03, 42,p.431
[23]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p.68-69
[24]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J].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03, 42,p.577
[25]事实上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都将这两种命题归于分析命题一方,但很明显这种思路无法行的通,例如偶然性命题的存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故对此我们不做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26]近代以来莱布尼兹的“必然真理”以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思想,都对先验知识的属性做了影响深远的描述,但其核心描述仍无外乎强调知识的真理性、客观性和不可修正性。
[27]W. V. Quine.Theories and Thing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71
[28]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J].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03, 42,p.431
[29]Friedman.M. 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5
[30]Friedman.M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7,71,p.13
[31]Friedman.M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7,71,p.13
[32]Friedman.M. 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59-60
[33]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J].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10, 42,p.430
[34]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J].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10, 42,p.442
[35]Jonathan.Y . Tsou. A role for reason in science[J]. In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010, 42,p.443
[36]Sami Pihlstrom and Arto Siitonen. The transcendental method and empiric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J] [J].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5, 36,p.81
[37]Friedman.M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7,71,p.9
[38]Friedman.M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7,71,p.9
[39]Paul.Yu. Analyticity and apriority:the quine-putnam dispute[J], Philosophia.1984, 14,p.43
[40]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35
[41]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36
[42]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36
[43]Friedman.M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7,71,p.12
[44]Friedman.M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J].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7,71,p.12
[45]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71
[46]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81
[47]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81
[48]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40
[49]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81
[50]Martin Mahner and Mario Bunge.Function and Functionalism: A Synthetic Perspective[J].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1, 68,p.77
[51]Eric Hiddleston.Second-order properties and three varieties of functionalism[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1,153,p.412
[52]Friedman.M.,Dynamics of reason: 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M]. Stanford, CA:CSLI Publishers.2001,p.74
[53]Robert C. Richardson.Functionalism and Reductionism[J].Philosophy of Science.1979, 46,p.533
[54]W. V. 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1.60,p.43
[55]Robert DiSalle. Understanding space-time[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158
[56]所以,“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看,这种动态和功能化的构成性先验图式”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实现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贯通”。更具体论述请参见贾向桐:“自然科学中先验知识可以存在”,《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相关内容。
[57]阿弗拉姆.斯特罗:《二十世纪分析哲学》[M],张学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2014年版,第165页。
[58]Paul.Yu. Analyticity and apriority[J]:the quine-putnam dispute, Philosophia.1984, 14,p.43
[59]M.Janvid.Epistemological Naturalism and the Normativity Objection or from Normativity[J].Erkenntnis.2004,60,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