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bian Freyenhagen教授在南开的讲座及座谈纪要
讲座：阿多诺的否定的伦理学
批判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延续。而马克思认为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斗争和愿望的自我澄清（self-clarification）”（马克思1843年写给卢格的一封信）而一般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与这一论述相关。
批判理论与为了人类解放而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相连，甚至就是斗争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非批判性，因为批判理论需要自我澄清，或者说，斗争需要自我澄清，否则斗争就会失败。（举例说明斗争为何需要自我澄清：批判理论始于20世纪初，作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当时工人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支持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而一战最终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
而自我澄清需要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有两种含义：一是世界观；另一个是虚假的意识。这里指虚假的意识，指人们所具有的关于其斗争、关于他们自己的虚假的意识）而对于虚假意识的批判需要自我反省（因为进行批判的理论家一开始也有虚假意识）：这种反省主要关于理论家的角色，关于社会历史背景，关于理论工作的作用，关于批判的方法和标准。
而“关于这个时代”意味着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主体（举例：我们可以学习关于汉代的知识，而无法脱离21世纪的历史背景而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处于汉代的人。）
（二）历史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FSCT）的索引（index）
在否定的意义上讲，不存在绝对的、超历史的主体，也不存在超越历史的真理，或者至少不存在足以做出理论或实践成果的真理（例如：虽然人们一直是会饥饿的，但是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要筷子来满足其对食物的需要。因此，不同于对人的一般需要的分析，只有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需要的分析，才能产生理论的和实践的成果）。
在肯定的意义上讲，理论和实践依赖于历史背景。（参见Marx on hunger (in Grundrisse [1857];Adorno’s ‘Theses on Need’ [1942])霍克海默指出：“理论家们关于社会的存在主义的(existential)判断的不断变化，是因为这一判断受制于它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意识的联系”（简单地讲，理论家知道，他们对于社会的判断——例如，“这是一个错误的社会”这一判断——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Horkheimer [1937]，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72: 233-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反映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只是在其与当时的情况的联系中才具有其真正的含义”，也就是说，“在一种发展过程中被理解”，不过，“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并不会改变理论的基础，除非它本质上改变了理论所反映的对象，亦即，当代社会”(Horkheimer [1937]/1972: 238)。
我们所应该做的，也依赖于历史背景。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要做的和马上要做的事，当然也完全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历史环境”(‘Letter to Nieuwenhuis’, ‘22.02.1881’, MEW XXXV: 160/MECW XLVI: 66; original emphasis)列宁也指出：“……最为重要的、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那个要旨，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么，阿多诺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这种历史背景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是初始阶段的历史背景。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于1924年。其成立的原因在于，在1910s-1920s年的德国，尽管发生了一战和经济危机，也没有（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困惑。
随后是1930s-1940s。这时的背景是，不断发展的独裁主义最终导致了纳粹国家和二战，同时，压抑程度增长，而左派依然分裂。另外，学院及其核心人物被放逐，而革命要么没有实现，要么被镇压，要么只是在名义上成功了而实际上继承了独裁主义并且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而阿多诺等人对苏联的批判始于1936-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找不到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斗争的可靠的主体（就如同丢进海里的漂流瓶无法找到收信人一样），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都无法承担起这一使命，直接地介入现实成为不可能，因此他们而只能在批判的个体中寻求避难所。
是否存在革命的形势与非革命的形势的区分？在1840s，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即将实现的，但在1850s，马克思发现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革命不再是即将实现的？不过马克思并没有背弃他的信念，而是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理论。而阿多诺也指出：“……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果与历史的维度割裂开或者在抽象中，就不能被正确的理解。只有在当时的背景（可以期待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它们才有意义；没有这种期待，它们就毫无意义。当这种可能性无法被实现时，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花了数十年时间写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的理论著作。他在进行这一写作时并没有参与许多现实实践。这并不是偶然的。”(Theodor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trans. E. Jephcot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150)
而在1945年之后，被放逐的阿多诺等人回到了西德。这时的背景是冷战和西德的脆弱的民主制。阿多诺本有机会选择留在西德还是东德。他认为西德优于东德，虽然西德的自由民主也很糟糕。他还认为从这时到1960s都没有革命的形势，而现在需要的是理论的更新、防御性政治和能力建设。
那么，阿多诺有伦理学吗？我们看他的《最小限度的道德》一书开篇就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the teaching of the good life”，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教导人们如何正确地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错误的世界里，它摧毁了我们。所以，阿多诺是有伦理学的，只不过这种伦理学是一种关于否定性的抵抗（resistance）的伦理学。下面就介绍阿多诺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1、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黑格尔认为，只有从整体的角度，只有把握绝对知识，才能把握真理，真理即总体，真理即大全；而阿多诺认为哲学是反体系的，哲学不是一个总体）
2、真理内容（黑格尔体系中正确的部分）：现代社会世界成为了一个操纵人的总体性
3、作为总体的现代社会是存在的，但却是不真的（不合理的？）：对现代社会进行病理学的考察，现代社会是病态的（颠倒了目的和手段；我们为了自我保存等目的而创造的手段，脱离了我们的控制，统治甚至危害了我们自己）。而其之所以是存在和非真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种特定的思维形式（同一性逻辑），而这有可能导致大灾难的发生。
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并不是与文明的决裂，而是现代社会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核心趋势的极端例子：一是对个性的去除，以至于对个人生活漠不关心（包括人类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二是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对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文明暂时倒退回了野蛮状态，而是文明自身的自我失败的教训。
当代社会大体上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其特征是（在马克思看来），由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所驱动。资本主义是最新和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由于追求自我保存，产生了一系列这样的制度。就像歌德诗歌中（米老鼠的魔术）的扫帚一样，它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开始主宰人类。人类的需要和目的，包括自我保护，只是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副产品而受到关照。资本主义是一种手段和目的颠倒的最终形式，它利用人类的需求（包括真实的需求和人为创造的需求）为自己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的服务。它所产生的技术和组织优势有可能将人类从最艰苦的确保自我保存的方式中解放出来，但它们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被这样利用。
阿多诺甚至不认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摆脱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的目的——它们只是以国家参与、（近）垄断和文化工业的更官僚化和集团主导的版本，取代了由市场驱动的早期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阶段。它们继续，甚至提高了，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个性对资本主义的屈从。
（三）现代思维形式是不真的
现代系统哲学认为所有思维形式都是概念思维，而所有的概念思维都在认同identifying——试图抓住某个特定的概念（或一系列概念）。这样的认同是强大的——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更易于管理的方式来塑造世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并成为“认同思维”。这种思维支配着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世界被认为服从于我们的思维形式。而思维形式被认为抓住了世界上的一切（至少是一切重要的东西，因为不能被思维抓住的都是不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忘记了（a）一个事实：在认同（“非同一”的东西）中丢失了一些东西，（b）强加模式和系统在细节上扭曲了它们，而这对于有感情的存在物来说，也导致了痛苦。
例如：对内部和外部自然的概念化。（体现为人们对自然和自身本性的控制欲，体现为将自然转化为自然资源并压抑自身的本性）
如果正确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会怎样？这里，正确的生活既意味着我们真正的和积极地塑造我们的生活，还意味着过一种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生活。
陷于实践的二律背反（似乎不可解决的实践冲突）
服从于意识形态（一系列的信念、价值观和态度，它们由于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被歪曲，并且牺牲了对现实的人类的利益的满足）
罪恶背景的一部分：维护一个根本上邪恶的社会
没有真正的生活发生：我们只是物质生产过程的附属品，缺乏自主性。
尽管如此，还是有更好或更坏的方式来引导一个人的“错误的生活”——我们可以更错误或不那么错误地生活。
（二）关于二律背反（antinomy）
传统意义上，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冲突。而康德则认为，如果我们将矛盾的双方分配给不同的领域（自由与必然），二律背反就是可以解决的。而黑格尔的回答是，在全社会中，通过功能的分化和社会制度化，二律背反就可以被解决。马克思的回答则是，二律背反可以通过社会变革而被克服。
阿多诺大体上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虽然阿多诺会承认，在所有的社会里都存在悲剧性冲突，但他仍会主张，在现今我们所面临的矛盾中，至少有一些二律背反只是由于我们生活的社会世界才会发生。
举例来讲，由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我们既无法达到结果伦理学的要求（无法保证自己行为的结果是好的），也无法满足于目的伦理学的要求（面对这样糟糕的社会，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一个善良的目的就足够了）。（更具体的例子：艾希曼的平庸之恶；对闹饥荒的地区的同情与帮助，可能反而不利于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与变革）
（三）关于意识形态
无论是通过赞同还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扭曲的真理或部分真理（half-truths），我们都确立了应该从根本上被改变的社会现状。一个来自文本中的例子：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目前的财产制度中思考什么是必要的，那我们就会认为拥有私有财产是生存所必需的（half-true）；同时，如果我们采取更广阔的观域，亦即并不仅仅假设我们目前的财产制度，那么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half-false）。我们当今的的社会世界使得这种更广阔的视域难以被采纳——这个世界呈现为一种自成体系的自然秩序并激励人们将部分的真理呈现为全部的真理或完全地压制真理。
（四）关于罪恶的背景
“个人…参与了罪恶，因为，由于被社会秩序所驾驭，他或她实际上没有能力控制这种急需改变的状况。”(Negative Dialectics [1966])这里的“罪恶”更像是疏忽，而不是刑事罪行，也并不意味着个体打算犯错误。这种疏忽是一种（由个体所组成的）集体的疏忽，它意味着集体没有做它所应该做的（社会转型）。另外，这种“罪恶”也意味着，在罪恶背景中的个体，由于实践上的二律背反，总是会犯错。
（五）关于“没有生活”
现代社会的生活貌似是丰富的但实际上缺少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必须不同于单纯的生存。阿多诺指出：“哲学家们曾经认为的生活，已经成为私人生存的领域，而现在仅仅是消费的领域，仅仅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附属物，而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或实质。”也就是说，个人没有积极地引导他们的生活，而仅仅是生存，或勉强度日，而没有指导或决定他们的生活。个人至多只有进行抵抗的消极自由（一种对不公正的外在现实的反应，在既有的选项中选择），而没有自主权（主动构造外界对象，形成新的选项）。
（六）总结
我们面临的实践的矛盾在当前的社会秩序中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我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都会陷入意识形态中。我们不断地再生产我们周围世界的邪恶，从而陷入罪恶的环境中。我们不是在“度过”我们的生活（因为它们是如此贫困的存在形式，因为我们无法自主指导它们）。由此可见，在我们的社会世界里，既不可能有好的生活，也不能有对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生活。然而，阿多诺的关于“没有正确的生活”的理论，开放了一种可能性，即存在着错误的生活形式，而这种错误的生活，与其他的生活相比，不那么错误。
四、不那么错误的生活
“唯一可以说的是，今天正确的生活方式将是对错误生活形式的抵制。这种错误的生活已经被最先进的思想所看穿和被批判性的研究。除了这个否定性的的建议，不能真正设想出任何指导……所以我心里所想的是对所看穿的一切的坚定否定，从而，我们就有能力专注于抵抗一切强加给我们的事物，抵抗世界利用我们所造就的一切，抵抗世界打算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我们的意图”(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1963), trans. by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167f; translation amended)也就是说，世界（例如：文化工业，好莱坞电影）在塑造或支配我们的意识和欲望。不幸的是，如果阿多诺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能完全避免加入。我们可以避免的是全心全意地、盲目地加入。用前面介绍的术语来表达，我们能做的就是过一种被悬置的生活。
（二）一种新的绝对命令NCI（另一个否定性的建议，关于NCI的普遍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关于身体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参见问答环节二）
阿多诺指出：“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已由希特勒强加给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人类：安排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以使得奥斯维辛不会重演，使得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Negative Dialectics [1966]). 这种新的绝对命令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只按照这个原则行事：按照这一原则，你可以同时想要它成为普遍规律”。(Groundwork [1785])。但是，这一绝对命令太空洞了，以至于无法引导人们（容易被误解，例如艾希曼的平庸之恶），所以最终人们只能回到社会公认的道德上，而不管它们多么可怕。
与康德一样，否定的建议是绝对的（不依赖于个体间不同的欲望和目的）。而与康德不同，NCI涉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给它提供了实质。它不是一个形式的原则，而涉及了一种邪恶的范例。与康德不同的是，它不仅涉及目的，而且涉及行动和后果。与康德不同，它不是自由的（自我强加的）命令，而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命令。道德是对世界的回应。不同于康德，它包括身体的元素：身体对痛苦的厌恶。
（三）基于具体情况的伦理学
“规范性问题产生于一系列历史事件，而它们（这些历史事件，世界）自己默默地、‘客观地’需求的，是被改变。随后，历史记忆所凝结出的的价值，事实上是现实的有问题形式……例如，只要生产力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原始需要，就不能抽象地说，‘所有人都必须要吃’这一论述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但是，考虑到现有的和潜在的财富之后，如果一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饥饿，那么这就要求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来消除饥饿。这种要求产生于这种情况，产生于对其所有方面的分析，独立于价值观念的一般性和必要性。产生于具体情况的这种需求所投射的价值，是这种需求的可怜和扭曲的复制品。”(Introduction to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例如，考虑到难民来到你家门口要求避难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结果？如果你是建立反射运动的整个机械装置，而不是简单的行动，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难民，一个即将被杀或被交给一些国家或其他一些国家的警察，因此你的职责就是隐藏和保护他，而所有其他的考虑都要服从这个。如果理性reason在这一点上出现，理性本身就会变得不理智irrational（没有回应具体情况的要求）。这里，理性（reason\ration）既包括有意识地遵守的原则等，也包括无意识的身体反射或自然规律。有时，无意识的身体反射比有意识的对原则的遵守更理性。例如，被资本主义所影响的意识并不比受厌恶痛苦的身体所影响的无意识更理性。
（四）借助受折磨的（tormentable）身体团结起来solidarity with body
阿多诺采纳了卢梭的观点，认为：“……对于看到同胞遭受苦难有着天生的抵触感。”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包括在他人的痛苦中看出自己为自我拯救而进行的斗争，包括应用一些在自己的情况下也会应用的急需之物和自发行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是“未被理性化的”（例如，没有想到回报或互惠），但却是在那种思考之前的并很可能被那种思考所危害的反应。阿多诺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之一是，这种自然冲动越来越受到压制，并且，基于它们的团结正在消失。我们的社会背景产生相反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的冷漠。正是这种冷漠，也就是说，能够袖手旁观，不受影响，使得奥斯威辛成为可能。我们应该试着反驳这一点。这正是揭露性的批判的作用。
（五）跨越实践矛盾
另一套使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倾向是权威人格。其关键成分是服从权威，压制独立思考。我们应该试着反驳这一点：复活关于独立思考的启蒙运动的理想。不过，也有过分自信的危险。因此，我们也需要“谦虚”。
“因此，回避过分自信……似乎是对今天的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我效仿古人，做一个关于基本美德的列表，我可能含糊地回应说，我除了谦虚[ bescheidenheit ]想不出别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必须有良知，但不能固执于自己的良知。”(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1963])
（六）最小限度的（minimalist）和否定的（negative）伦理学 （抵抗与对罪恶现实的反应）
“最简的”意味着：阿多诺提出的“不那么错误的生活”的指导不是像大部分宗教伦理那样广泛而详细。它提出了一些最低标准——不是教导好的生活，而是如何不那么错误的生活。
“否定的”意味着：所提出的这些标准是“否定性的建议”。结合对罪恶事件的经历的考察，它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罪恶。
（更详细的，关于不那么错误的生活，请参考我的书，特别是第2章，5-6。关于为“否定论”所做的辩护，也请参考我的书，特别是8章。）
我认为，这种伦理学是被更广泛的理解的伦理学——包括政治的伦理学。避免罪恶，不可能只是对于个体来讲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追求正确的生活就是寻求正确的政治形式”(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1963])。这里，阿多诺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只有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才能蓬勃发展。”黑格尔则指出：“个体只有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才能得到事实上的自由。”（不仅关于发展更是关于自由）基于此，阿多诺指出：“错误的生活不能正确地度过。”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是落后的、不自由的、错误的，个体就无法获得发展、自由以及道德上的正确性。
革命实践的一个主要障碍和错误社会世界的延续原因之一是意识的一体化，甚至是被毒害。例如，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作为社会一体化的力量，分散了人们对真正与自己相关的东西的注意力，塑造他们的欲望和愿望（尤其是通过广告），并为他们的梦想和恐惧的投射物提供足够的空间（将现实投射为他们梦想和恐惧的东西）。再比如，政治宣传和错误宣传运动（时下的：假新闻、替代事实等）
如何对抗这一主要障碍？
一种哲学上的对抗方式：我们的意识和经验的能力被我们概念化世界的方式扭曲了，而对这种概念化的批判（以概念反对概念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这一点。
一种社会理论上的对抗方式：关于反犹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分析逃避现实的思想和实践/机构（文化工业）。
我们应该保持批判精神：一是可以通过奇特的写作风格（例如，提出“没有对的生活”）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发人们的思考；二是对教育者的教育——教师培训。
我们应该构筑防波堤（借助波浪的力量抵抗波浪）以对抗：资产阶级的冷酷和野蛮；权威人格；妖魔化策略。
阿多诺是如何构筑防波堤的？举例来讲，阿多诺广播电视上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培养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和积极的公民身份。他支持某些能够巩固和扩大民主、自由和收益的在西方可行的改革。他以工具和历史的理由捍卫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西方民主作为工具和历史阶段？）——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避免最坏的情况。这不是对这些制度的赞同，而是一种比较判断。
虽然阿多诺并不排除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但他坚持认为，它在民主社会中没有地位。它应该局限于抵抗法西斯主义和独裁。阿多诺坚持认为20世纪60年代不是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例如1968年联邦德国老员工运动：受阿多诺理论影响的德国青年发现，以僵化的教学体制、陈旧的教学内容、教授对员工的家长式管理组成的西德高等教育体系，正是阿多诺口中培育“权威人格”和“物化”精神、是传递“冷漠”的温床。而阿多诺的员工，同时也是员工运动的领导人克拉尔，带领员工冲进了社会研究所，占领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的课堂，视他们为压迫者的一分子。后来阿多诺叫来了警察，拘捕了占领教室的员工。马尔库塞则反对阿多诺的这一做法。）
我认为，批判理论指的是这样一些理论家：他们承担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任务，亦即，“对这个时代的斗争和愿望的自我澄清”。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是否阿多诺死后的任何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所反映的对象，即当代社会，(Horkheimer [1937]/1972: 238) 或者，是否我们仍然生活在本质上相同的错误的世界？你的时代的斗争和愿望是什么？你的批判理论是什么？
一、胡晓玲提的问题：根据您的讲座，如果阿多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错误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全部的行动都被社会形式或社会状况所决定，那么我们是否还应当为个人的行为负责任？
回答：阿多诺认为，我们被社会规律所决定。然而，存在两种不同的“被决定”的状况：一种被决定是我们完全不能改变，没有任何活动的空间；另一种被决定是，我们还有可改变的空间。所以被自然律所决定与被社会所决定是不同的，被社会所决定意味着我们还有一点可以改变的空间，可以反抗这种社会状况。另外，被决定的形式各式各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个社会说“不”，或者不能对这个世界赋形（form）。这样一个可改变的空间是建立在我们没有完全被决定的内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
我想阿多诺更多的时候是指一种集体的责任，而不是指个人责任。
二、夏钊：
问题1：Freyenhagen教授解读的黑格尔的伦理学中有一种区别于康德的新的绝对命令，但是又是与后果和唯物性、质料性动机materialistic motive相关，这何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命令？如果可以，这是否又会导致另一种概念的压制或者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这本就是阿多诺自己所反对的)?
回答：这种新的绝对命令区别于康德的形式化的绝对命令，是与受苦、遭受不幸suffering以及自然的、身体的冲动physical impulse相联系，而且这是一种对道德命令历史化的理解。在这个历史化过程中，任何行为者都会受到一种基于共同的自然身体冲动对受苦具体情境产生的适当反应的影响，这个反应就是一种历史的表达historical expression，也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是categorical，可普遍化，所以是一种新的绝对命令。但是它又是基于具体的情境的，是历史化的historical和最小化的minimal、否定的negative，每一个表达expression又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成为一种概念化的强制repression，这样一种强的连结，它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imperative，但又不演变成压制。
问题2：从您对阿多诺伦理学的解读里（彻底否定的negativist、极简的minimalist伦理学），似乎否认了在wrong和right之间的精确标准criterion，因为要批判强制repression，甚至有可能不去设立标准，但是又有“wrong world”“wrong society”“less wrong”这样的判断，以及您最后的那个基于阿多诺伦理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否还是“wrong”的，这里似乎又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那有没有这样的标准，有，它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的？
回答：这其实跟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关，其实在那里我也提到了，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在suffering时和作为对suffering反应的自然身体的冲动physical impulse，这样的情境的历史化的表达expression就是判断“wrong”的“标准”criterion，如果可以用标准这个说法的话，这是一种最小化的让我们知道wrong的方式。
座谈会：“批判理论的未来”
Fabian Freyenhagen教授围绕批判理论的未来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对这个时代的矛盾和愿望的自我澄清。”第一个重要的思想是矛盾的自我澄清。理论是为解放和社会、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批判理论家们认为，他们自己一直或者部分地处于这些斗争中。在这里，Fabian Freyenhagen教授指出，批判理论总是与社会现实相关。第二个重要的思想是，与矛盾的关系并不是不加批判的，批判理论自身需要自我澄清。在这里，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意识形态的批判。这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反思：关于理论家的角色，社会背景以及理论的社会背景和功能，批判的标准和一个人所采用的方法。Fabian Freyenhagen教授认为，“批判理论”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它用来把那些承担马克思所描述的任务的理论家称为“对这个时代的矛盾和愿望的自我澄清”。这些理论家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和政治领域意在解放的斗争，二是如何自我反思以及反思的程度如何。
接着，Fabian Freyenhagen教授以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为例进行阐述。在他看来，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家的使命就是他的思考是斗争的一部分。批判理论家不是自我满足的，不是与斗争相分离的。相反，哈贝马斯认为，理论是与斗争分离的，批判理论本身是一种证成理论。也就是说，批判理论能通过哲学的程序合法化为其提供一种规范的基础。Fabian Freyenhagen教授指出，批判理论是一个在不同世代进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批判理论越来越需要澄清。他这里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掉入兔子洞”做了形象的类比，他指出，批判理论家用批判理论反观自身会变得陌生、疏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洞见似乎消失了。
Fabian Freyenhagen教授认为，批判理论的未来应该回到批判理论的根源即霍克海默式的批判。我们回过头来看霍克海默的《传统与批判理论》这一文本，这样或许我们能恢复哈贝马斯和其他人忽视或者丢失的东西。
在《传统与批判理论》中有两个要素，一种是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排除了什么东西的描述。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对于更好的、更有用的、更适合的、更有生产力和更有价值的范畴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些范畴是现实的且未经反思的，批判理论认为它们是在现存秩序下被理解的，拒绝把它们看做是什么也不能做的非科学的假设。批判的规范性标准不能简单的由社会公认的标准提供，否则，批判会被束缚在现有的社会中，而社会的弊病是需要治愈的。
二是批判理论是基于历史性的情境的，与康德的认识论不同，批判理论不是先验的，而是社会历史性的。我们用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事实，在两方面是社会性的：通过感知对象的历史特征，通过感官的历史特征，这两者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在霍克海默看来，人只能是这个历史时刻的主体，不是先验的，不是恒定的，他反对假定一个绝对的、跨历史的主体或者代替主体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的理论存在一个询问：如何将批判与历史同时进行？如果一个理论既不能在社会认可的标准上，也不能在跨越历史的标准上，那如何成为批判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关于自己理论化的反思需要批判理论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他的补救措施是：加上独立的道德证成，放弃历史语境。从那时起，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的大多数支持者都认为，即使不同意哈贝马斯的辩护计划，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补救措施的必要性。有时证成更多地是用康德式的，有时更多是用黑格尔式的。一些人，特别是哈贝马斯试图通过转向非直接意义上的道德，如，交往行为的要求，把证成诉诸程序性。其他人，比如霍耐特诉诸历史性的证成，在历史哲学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谈论历史性的学习过程和道德的进步。还有一些人，比如福斯特诉诸基本权利的直接证成，这涉及到一个直接的道德基础。
Fabian Freyenhagen教授指出，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是整全性的，这样新内容的增加不是机械的加到已有的部分上，而是将理论从总体上进行改变。在哈贝马斯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的看到：通过增加一个证成的程序，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变化，比如理论家的角色和解放斗争的关系，和历史情境主义的关系等等。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批判理论只具有与当代情况相关的意义，它试图反映生活的活生生的整体，因此必须适应这种生活总体所经历的变化。还应该注意这个时代的矛盾和愿望的自我澄清的历史索引。并不是任何变化保留了批判理论的精髓，特别是那些仅仅出于理论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社会斗争改变而采取的理论。
Fabian Freyenhagen教授认为，我们迈向替代性选择的第一步是回应现在的痛苦，这有助于回到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运作的规范性标准。霍克海默是一个否定论者，他看到了当代社会产生苦难的事实，就像马克思主义看到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非人的世界，其苦难的产生必然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关。痛苦、缺乏自由和不公正的被废除，这是批判理论为实现这一目标要做出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判理论家是为解放而斗争的游击队员，他们不意在做一个中立的学者，不是有意识的把事实记录下来并且系统化，不是把思想和行为分开，他们以解放的兴趣为指导。在这样一个党派里，这种党派关系会显得有偏见和不公正，但这反过来又使得一个独立的，普遍的证成理论成为必要。
第二步是，目前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证成理论，任何以证成方式论证的人都假设可以存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或者中立的理由。Fabian Freyenhagen教授认为，应该否定中立，因为没有社会理论，甚至没有社会学家关心不涉及政治利益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批判理论的真实性不应该被认为是中立性的反思，而是应该再一次体现在思想和行动上，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
第三步是，认为独立的证成是必要的并且为理论提供了一种角色的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问题。批判理论家不能仅仅作为知识分子，而是应该更为深入的进行斗争，知识分子应该表达的事情是从革命的、自由的和法西斯的目标和方法中选择主要需求，但是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完成批判，政治斗争不是所谓的学术观点。
Fabian Freyenhagen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对话语基础进行反对，唤醒拒绝中立的可能性。任何超越历史的说法是空的或是从现有的社会背景不加批判的引用一些观点。如果说，建议将有必要的规范性的主张置于基础之上，是隐含地否认特定情况本身包含规范性，并且声称其中的规范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更深层次的理论或者更高层次的原则，同时也隐含的暗示某些罪恶不会成为罪恶，上述的所有这些都会让事情变得非常糟糕。当然，拒绝证成并不会陷入非理性，因为它是有理由的，因为某些伦理承诺已经在理性之中了，所以不可能有任何话语性的基础。这些承诺既不是以别的东西为基础，也不是自我论证的。我们需要公开的批评，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在于使策略更加可见。也就是说，要去除希望隐藏或者掩盖社会弊端的理论结构。
Fabian Freyenhagen教授指出，批判理论的反思是没有根基的，它的精髓就是就是会让社会和个人感到不舒服在。它允许使用更多的方法来反抗实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如用谱系学的方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比哈贝马斯更接近批判理论的传统。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从霍克海默到南茜弗雷泽的发展，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个时代的斗争，比如生态斗争等来对抗环境危机。但是，批判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一般标准的，批判理论没有特定的权威性。最后，Fabian Freyenhagen教授指出，未来的批判理论要紧紧抓住取消社会不公和痛苦的权力作为规范性取向。应该继续以此为指导，继续与苦难、不公正进行斗争，通过概念性的工作，以自我反思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应用为主导。
教师提问：
谢永康：有人认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抵触，韦伯的理论是中立的，而马克思的理论包括社会批判理论是激进的，你认为二者之间有冲突吗？
Fabian Freyenhagen: yes and no.在某种程度上是的，韦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中立的，马克思的理论是激进的，指向解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另一个方面，韦伯的社会理论也很重要。韦伯的批判主要是文化批判、政治批判等，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在马克思之后，他们所处的社会已经不再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垄断资本主义，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可能要更多地指向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韦伯在这方面可能有所帮助。
刘子桢：除了HB（教授资格论文）之外，阿多诺之后是否还继续关注克尔凯郭尔，如何看待克氏思想？
Fabian Freyenhagen:之后阿多诺更重视社会批判而非内心的层面批判资本主义体制、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等。
刘子桢: 克氏以信仰的方式、强调人的精神层面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的观念，似乎已经解决了好的生活的问题，为什么阿多诺没有采用呢？
Fabian Freyenhagen:阿多诺重视社会批判，乃在于他认为克尔凯郭尔人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的方式缺乏对于主体间性的考虑和考察，所以阿多诺不再认同。
王建军：根据霍克海默关于康德的观点，客体具有固定的意义，而事物本身真理的意义则是历史性社会性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同一个问题。康德的主要目的是区分现象和物自体。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客体就意味着在历史社会之中，我们通过范畴将客体一分为二。而霍克海默关于意义是社会性的问题只是在康德的现象界。你同意霍克海默还是康德？
Fabian Freyenhagen：霍克海默关于康德的观点一部分正确一部分错误。至于同意哪一方，我不确定，某些方面同意霍克海默，某些方面同意康德。我赞成康德的基本认识论（fundamental epistemology）但不同意康德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
林建武：我认为福柯在其前期著作中从某种意义上是您所说的批判者。但在后期著作中，福柯转向一种对于伦理美学的思考，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从一种被动的反思走向主动生活的可能？因为在您那里，阿多诺的承诺只是：尽量更少错误地生活，一种较为被动的批判态度。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其他同学提到的，阿多诺的批判主义的伦理观有没有提出一种方案的可能性，如果它是一种否定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不再预设某个目的，而是尽可能少恶地），它是否会有一种规范的可能，是否可能陷入相对主义，例如，如果不同的人对难民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如何以批判的方式获得某种共识，又或者说共识是不可能的？
Fabian Freyenhagen: 我认为批判的理论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身处的错误时代的缘故，在错误的时代，伦理的生活只能以一种被动的，较少恶的方式进行，这种较少的恶会让我们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阿多诺捍卫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规范，一种不应当被侵犯，也不应当侵犯人的规范。
员工提问：
1.潘楚璇：阿多诺主张用新理性做哲学。按照他对这种新理性的描述，这种新理性更加接近于“直接的、对当下情景下什么是错误的的直觉或感觉”。这种直接或感觉显然不同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但是为什么阿多诺仍然要把这种新能力叫做理性？为什么他要害怕被称之为非理性主义者？（或者说，为什么他要一定要被称为理性主义呢？“理性”这个称号对哲学家来说到底有什么特殊意义？）
答：（1）reason和rationality是不同的，找到原因与结果关系的是reason。（2）阿多诺拓展了reason的范围。
2.宋华锦：
教授您好，听完您的讲座之后我有一个疑问：阿多诺要求我们生活地“更少错”一点，我想这一原则应用于生活实践中，就是要我们在每一个情境、每一次选择中选择错得少一点的选项，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判定什么是错的，但是这也潜在地说明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极端一点说，如果我们排除了所有错误，那么我们确定有一个正确的东西存在。如果我们去选择这个选项，为什么不能算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而如果我们在一生中只去选择正确的选项，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正确的生活，但是阿多诺确认为我们不能，这是为什么呢？我设想他的回答也许是，这些所有的选项都是错的。但我认为这就意味着阿多诺对于“正确”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认为，正确和错误这对范畴是在比较之下产生的。我并不是说这个标准是“相对的”，但是这个标准在阿多诺看来一定不是绝对的吧？我不认为他会认可存在一个着绝对的正确。所以，阿多诺所说的“较少错误地生活”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呢？
教授：我来试着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阿多诺会认为，我们现存的社会是充满复杂矛盾的，在许多情境下我们甚至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便我们有多个个选项。我想以事例来解释这个问题：比如在我们收留不收留难民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收留意味着他们将遭受苦难，这是非人道的；但如果收留，意味着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会带来很多人难以承受的后果，并不是有一个是对的所以我们才可能排除掉错的选择，阿多诺的意思是，在这样的复杂情境中，即便我们排除掉所有我们可做出的选项，我们依然无法做出正确选择。
关于阿多诺对于对错的判断标准。的确，阿多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以及以往所有同一性哲学，但是阿多诺也是坚决反对相对主义的道德标准的，他认为这种模糊了善恶的做法是危险的，这种相对主义伦理学是对人类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关于“绝对”这一点，我认为非常有趣的是，虽然阿多诺不认为存在绝对地的正确，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并且否认绝对的错误，在一些情景下，一些行为本身就是绝对错误的。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守住道德的底线，坚持自主的反思，减少生活中的错误。
3.彭海龙：
第一个问题：
问：在您看来，阿多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界”（Wrong world），我们不再能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只能追求一种“不那么坏的生活”（less wrong），他提出应该追求极简主义或者最低主义式（Minimalist）的生活。但这种伦理主张其实并不新奇：当下社会崇尚“断舍离”、日本北欧等文化体系倡导的简约理念……这些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印证。您认为阿多诺的主张相对于一般的欲望克制有何特殊之处么？我们对极简生活的追求限度又在何处呢？
答：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讨论语境不同造成的，阿多诺的极简主义是伦理意义上的（Ethic Minimalist）。阿多诺对生活伦理是持有消极主义（Negativist）观点的，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对人的思维认知模式的影响，反过来统治了我们，我们逃不开这个“错误的世界”，但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抱有批判的态度。而伦理极简主义就是抵制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方式，这种极简主义不同于当下的一些文化现象，它本身也是消极主义的，并非积极地追求某个可设想的“好的生活”。因此，阿多诺的极简主义并没有设立一个基础原则（principle-based），我们只能在具体情境（situation-based）中通过身体的感知（bodily impulse）判断如何去行动。
第二个问题:在您看来，意识与理性的关系是什么？具身反应（embodied impulse）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是什么？
答：针对前一个问题，教授说明了意识与理性两者在发生上的一个先后关系，并且强调了理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模式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反射；针对后一个问题，教授认为工具理性的产生是理性在把握实践时走向了绝对与单一导致的，而现实的外界刺激是多元化的，给予我们的反应也是多样的，试图用一个模式去应答外界刺激便会产生对世界的僵硬理解。
第三个问题：您所提出的阿多诺的“新定言命令”伦理主张与其将阿多诺的思想背景定义为“历史语境主义”，对这两者背后暗示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可能引起的逻辑矛盾的一个质疑。
答：教授对比了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理解的差异，阐述了理性规定的“定言命令”本身含有历史语境，或者说它的成立基于一致的思维背景前提，另一方面，他认为当我们拥有了一致的思维背景和现存的可审视的对象，“定言命令”成立的充要条件也就成立了。
4.谭健哲：
提问：如果一种批判理论失去了它的哲学根基，而仅仅是依据现实情况是“不公正”的来做出批判，但是，实际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正是那些希望废除不公正的各种运动，最后带来了更大的不公正。如果批判理论没有一种哲学根基来保障它，那么这种批判会不会流为无意义的批判？或者，批判理论如何保证自己的批判指向一个更高的方向，而不是可能带来倒退呢？
回答：实际上，首先，总有社会不公正的现实存在，但是批判这些不公的批判理论本身却没有“根基”，这的确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是，真正不正常的反而是，拒绝正视这些事情并仅仅要求我们去适应它们。实际上，人们总会憧憬一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第二点，关于的“哲学根基”为批判提供的“保证”，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提供这样一种终极保证，就比如你寻找一个”正方的圆形“，但是事实是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为批判理论寻找哲学根基的活动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行为。
第三，未来也会有诸多的技术和学科，它们也在表达各种东西。讽刺艺术和人文艺术也表达和揭露各种现实的不正常，但是它们也没有所谓的“哲学”的根基。最后，的确，去批判一个东西，却又找不到批判的根基，这的确让人感到些许失望。但是，我们只能竭尽我们现有所能，做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总之，批判理论本身的批判不能完全秉承超历史的标准，因此，要寻求历史维度和批判维度的一个结合。
